第二十章 盛宣怀的茶
第二十章 盛宣怀的茶 (第2/2页)盛宣怀把茶杯放下来，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李中堂这个人，不喜欢听虚的。你跟他谈情怀、谈理想、谈什么'为中国争光'，他反而烦你。你跟他谈钱，谈怎么挣洋人的钱、怎么省朝廷的银子，他才会听。你记住——他问什么，你答什么。他问钱，你答钱。他问时间，你答时间。别多说其他的。“
张振勋点头，把这句话在心里默念了一遍：“问钱答钱，问时间答时间。“
盛宣怀站起身来，走到窗前。窗外是天津城在午后的光景，租界的洋楼和旧城的屋顶犬牙交错，中间隔着一条海河，把两种颜色割开。“明天下午三点，我陪你去。中堂大人那里，我已经递过话了。他说——“
他转过身来，看着张振勋，嘴角微微弯了一下。
“——中堂大人说'让他来'。“
第二天下午，直隶总督府。
这是张振勋第二次见李鸿章。盛宣怀带着他从侧门进去，穿过一道回廊，直接到了后院一间偏厅。偏厅比前衙的候客厅小得多，可布置得更清雅——墙上挂着一幅字，是曾国藩的手笔：“结硬寨，打呆仗。“下面是一张老榆木的方桌，桌上一壶茶、两只杯，再无其他。
张振勋在桌前坐下，盛宣怀坐在旁边。两人都没有说话。偏厅里很静，静得能听见院墙外街巷里的喧闹声，隔了一道墙传进来，闷闷的，像在水底听岸上的人说话。张振勋把手放在膝上，掌心微微出汗。他把盛宣怀昨天的话在心里又过了一遍：“问钱答钱，问时间答时间。“
门帘一挑，李鸿章进来了。
他穿着家常的玄色绸袍，没戴官帽，头发花白却梳得齐整，每一步都走得不快，可每一步都稳。
他看了张振勋一眼，目光没有在他脸上多停留，先落在了桌面上那份关于酿酒公司专利和免税申请的奏折上。然后他在方桌对面坐下，端起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，没有给张振勋倒——盛宣怀昨天告诉过他，李中堂待客不给人倒茶，那意思是“你我之间不用客气，各喝各的“。
“这份奏折我看过了。“李鸿章开门见山，声音不高，可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，“你之前说要在烟台办酒厂，种葡萄，酿葡萄酒，卖到南洋和欧美去。我已经批了“
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放下，然后抬起眼来。“这次，你又要对酒厂实行免税和专利保护，免多少年？“
“十五年。“张振勋回答。
李鸿章的手停住了。他抬起头来，看着张振勋，目光里有一种“你果然跟别人不一样“的打量。“十五年。你倒不客气。“
张振勋没有接话。盛宣怀在旁边端着茶杯慢慢喝着，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样，可他侧着头，耳朵是朝着这边方向的。
“免税十五年，朝廷少收一笔税。专利十五年，别人不能做跟你一样的事。这两条加起来，等于朝廷在帮你担着风险。“李鸿章把奏折合上，放回桌面，手指压在上面，“你给我一个理由，我凭什么批给你？“
偏厅里的空气凝了一瞬。门帘在风里轻轻晃了一下，光从帘缝里漏进来，在桌面上投了一道细长的影子。
张振勋张开嘴，想说“为了不让同胞再被洋人看不起“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想起盛宣怀的叮嘱——“别多扯别的“。
“中堂大人，“他说，声音平稳，像在跟一个做生意的人算账，“南洋华人的银子，每年往国内汇多少，您比我清楚。可那些银子要么寄回了家、要么买了地，从来没有变成过'东西'——没有工厂、没有机器、没有一项能跟洋人叫板的产业。我在南洋做了三十年，攒了一些钱，也攒了一些本事。如今我把钱和本事都带回来，在烟台的荒地上建一个从来没人做过的东西。这个生意成了，朝廷不花一分钱，得一个能跟洋酒比肩的中国字号；这个生意败了，是我张振勋一个人的败，银子烧完了我回南洋，不欠朝廷一个铜板。华人的钱，花在华人的地上，做华人的实业。这路要是走通了，后面跟着走的人就多了“
他顿了顿，看着李鸿章的眼睛。
“免税和专利，不是朝廷给我的恩惠，是朝廷给我的一根绳子。没有这根绳子，我爬不上去。有了它，我爬上去之后，绳子还是朝廷的。“
李鸿章坐在那里，很久没有动。
偏厅里很静。静得能听见院墙外传来的一声吆喝——大概是卖糖葫芦的，拖着长长的尾音从巷口经过，然后又远了。阳光从门帘的缝隙里漏进来，在桌面上慢慢移动了半寸。
李鸿章伸手拿起那份奏折，提笔在上面的空白处写了几行字。他没有用大印，没有用公函，只是签了自己的名字，然后递了回来。
“免税十五年。专利十五年。地方官协助办理。“他把笔搁下，端起茶杯，这一次终于喝了一口，“去吧。把酒酿出来。“
张振勋接过那份奏折，看见末页上“李鸿章“三个字，笔力苍劲，墨色饱满。他站起来，躬身作了一揖，额头几乎触到膝盖，停了足足三息才直起身来。
“谢中堂。“
李鸿章已经端起了茶碗——那是送客的意思。张振勋后退了两步，转身走出偏厅。盛宣怀跟在他身后，两人一前一后穿过回廊，走过影壁，重新到了侧门外面的巷子里。
张振勋站在巷子里，晚春的风吹过来，带着院子里丁香花的甜香。他把那份签了字的奏折展开，又看了一遍那三个字，然后折好，放进内袋。
盛宣怀站在旁边，看了他一眼，笑了一下：“怎么样？“
张振勋呼出一口长气，那口气像是从胸腔最深处被挤出来的，带着三十年的重量。他抬起头来，看着天津灰蓝色的天空，看见两只燕子从檐下掠过，尾巴剪开午后的光，朝着北方飞去了。
“盛大人，“他说，“今天这杯茶，我记一辈子。“
盛宣怀摆了摆手。“别记我。记那片地。记那些藤。“他拍了拍张振勋的肩膀，转身朝总督府的侧门走了回去，“去吧。把酒酿出来，比什么都强。“
张振勋站在巷子里。阳光从胡同窄窄的天幕上落下来，把他的人影投在青石板地上，拉得很长，一直延伸到巷口那片亮堂堂的光里去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——掌心里有薄薄的汗，指节微微泛白。可口袋里那“免税十五年。专利十五年”是稳当的。
他转过身，朝着天津码头的方向走去。步子比来的时候轻了一些，像是肩上那块压了很久的石头，被挪开了半寸。
当天夜里，张振勋在旅店房间里写了一封信。
信是写给巴达维亚的裕和行总账房的，开头就一句话：“事已妥。批文到手，免税十五年，专利十五年。即刻启动第三批资金调拨，五月之前，所有设备必须装船。我拟订的第一批橡木桶已从意大利起运，约莫八月能到上海。你那边，把第一批人员安排好，朱月芝若得闲，让她来一趟烟台，我需她替我管账。“
写完他把信折好，封口，交给老汤连夜送去码头邮轮。
然后他走到窗前，推开窗。天津的夜风灌进来，带着海河的潮气和远处火车站隐约的汽笛声。天上没有月亮，可星星很亮，密密地铺了一穹顶，像谁把一把碎银子撒在了黑绒布上。他看了很久的星星，忽然想起三十一年前在巴达维亚码头上看过的夜空——那时候他也是这样仰着头，那时候天上也有星星，可他不认识那些星，不知道哪一颗在哪个方位。如今他知道了，他知道烟台在东边，波尔多在西边，他知道哪片山坡朝南、哪片海有风从北面来，他知道一根葡萄藤要在什么样的土里才能活过第一个冬天。
他认识路了。
他关上窗，回到桌前，铺开一张新的白纸。这一次他写了一封短得多的信，收信人是施密特——那个在莱茵高山坡上蹲着剪了二十年枝的德国农夫。
“施密特先生：
你的雷司令枝条已种入了烟台的土里。东海岸的山坡朝南，砂质土含石灰，海风从南面来，冬天比多瑙河岸温和。它们活得好，正在生新根。中国的行程已为你安排，期望很快可以见面。
——你的中国朋友张“
他把信装好，贴上邮票，搁在桌角。然后他吹了灯，在黑暗中躺下来，闭上眼睛。那片烟台的海和长满葡萄藤的山坡在他心里慢慢地铺展开来，像一幅正在着色的长卷，从海岸线到山脊，从山脊到坡顶，从坡顶到他插下去的那根枝条——枝条正安静地长着，在看不见的泥土底下，一寸一寸地往深处扎。
他在那片山坡上沉沉睡了过去。